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六天的人質，和一個沒人問過她們的「病」

1973 年 8 月 28 日晚上，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一家銀行的地下金庫裡，白色的催淚瓦斯還沒散去。警察打開厚重的金庫門，朝裡面大喊，要人質先出來。

人質卻不肯走。她們要求讓兩名搶匪先出去，理由是：如果她們先離開，門外的警察可能會開槍打死搶匪。被挾持了將近六天的人，擔心的竟然是挾持她們的人。

這六天後來濃縮成一個幾乎人人都聽過的名詞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。很少人知道的是，替這個「病」命名的精神科醫師，從頭到尾沒有和任何一名人質說過話。這篇筆記想把那六天從頭走一遍，再回頭看看，這個名詞到底站不站得住腳。

8 月 23 日星期四，早上 10 點多，一個戴著黑色假髮和墨鏡的男人，走進諾爾馬姆廣場上的克雷迪銀行。他手臂上搭著一件摺起來的外套，外套底下藏著一把衝鋒槍。

他朝天花板開槍，大喊了一句意思近似「派對開始了」的話。這個人叫揚-艾瑞克・奧爾松，32 歲，保險箱竊賊出身，當時正趁著監獄休假的機會，沒有回去報到。

有行員按下警報，警察幾分鐘內就趕到。一名刑警舉槍對峙，手被奧爾松一槍打中；另一名警察被他命令坐在椅子上唱歌。奧爾松抓住三名女行員當人質，開出了條件：

更讓人意外的是，瑞典政府答應了。司法部長耶伊爾和首相帕爾梅同意把克拉克從北雪平的監獄送過來，錢和車也可以給，只有一個條件：不准帶著人質離開。

當天下午，克拉克走進銀行。他一進去就發現，行裡還躲著一名男行員，24 歲的斯文・塞夫斯特倫。人質就這樣從三個變成了四個。

第一天晚上，兩名搶匪帶著四名人質，退進銀行地下室的金庫。那裡沒有窗戶，牆邊是一格一格的金屬保管箱，接下來的五天，這裡就是他們的全部世界。

隔天，首相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。打電話的是 23 歲的人質克莉絲汀・恩馬克，但她不是在求救。她告訴帕爾梅，自己很失望；她說她完全信任這兩名搶匪，他們對她們很好，她怕的反而是警察，怕警察衝進來，讓所有人死在裡面。她要求首相讓搶匪帶著她們開車離開。

同一天，瑞典的電台播出了人質的聲音。全國聽眾聽到一名人質說，她一點也不怕那兩個人，她怕的是警察。

那天深夜，兩名警察悄悄溜進銀行，把金庫的鐵門從外面關上。六個人，就這樣被鎖在地底下。

門關上之後，金庫裡的生活變得非常原始。據說他們把床墊鋪在地上，中間的空間當成餐廳，廢紙簍則拿來當馬桶。

在這樣的地方，卻出現了一些難以想像的畫面。奧爾松把自己私藏的梨子拿出來分給每個人，他自己拿了最小的一塊；六個人一起打牌、玩井字遊戲，據說克拉克還在金庫裡唱起了〈Killing Me Softly〉。

可是槍一直握在搶匪手上。有一次，奧爾松說為了讓警方知道他是認真的，要朝斯文的腿開一槍。其他人質沒有尖叫，反而勸斯文：只是腿而已。斯文事後回憶，他當時甚至覺得，奧爾松「只」打算射他的腿，算是很仁慈。那一槍最後並沒有開。

第四天晚上，金庫的天花板開始震動。警方在樓上架起鑽機，要往下鑽穿約 65 公分厚的鋼筋混凝土。

奧爾松朝頭頂的孔洞開了兩次槍，第二次打中一名警方鑑識人員，子彈穿過手掌，停在臉頰上。他活了下來，鑽孔也沒有停。

孔洞打通之後，警方從上面垂下食物、水和香菸，也垂下了一台相機。拍回來的照片裡，是坐在昏暗金庫中的人質，以及站在她們身邊的克拉克。這張照片後來成了整起事件最有名的畫面。

奧爾松很清楚下一步是什麼：催淚瓦斯。他拿出繩子打成繩圈，套在人質的脖子上，另一端綁在保管箱上，警告警方只要瓦斯一灌進來，人質一倒下就會被勒死。那幾條繩子，今天還收藏在瑞典警察博物館裡。

8 月 28 日星期二晚上，警方還是決定動手。催淚瓦斯從天花板的孔洞灌進金庫，裡面什麼都看不見，只剩下咳嗽和喊叫聲。

半個多小時後，搶匪投降。警察打開金庫門要人質先出來，人質拒絕，堅持讓搶匪先走。據說在門口，人質還和搶匪擁抱道別。

晚上 9 點半左右，行動結束。整起事件從頭到尾大約 130 個小時，兩名警方人員中彈受傷，沒有任何人死亡，四名人質身體也沒有受傷。

這是瑞典第一起全程電視直播的犯罪，大半個瑞典守在電視機前，看著人質一個個被帶出來。而恩馬克被送到醫院後，醫生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是：

故事的後續，比金庫裡還要奇怪。四名人質都不願意出庭指證兩名搶匪。奧爾松被判 10 年徒刑；克拉克一審被判有罪，上訴後卻改判無罪，因為他主張自己進銀行是為了保護人質。據說奧爾松後來在獄中結婚，證婚人之一，正是當年在銀行外指揮的警察局長。

事件期間，警方身邊有一位精神醫學顧問：以強硬反毒立場聞名的精神科醫師尼爾斯・貝耶羅特。他把人質感激搶匪、批評警方的反應，取名為「諾爾馬姆廣場症候群」。

1974 年 2 月，美國報業家族的孫女、19 歲的派蒂・赫斯特，在加州柏克萊被激進組織「共生解放軍」綁走。兩個月後，舊金山一家銀行的監視器拍到她手持步槍，跟綁匪一起搶銀行，還自稱是組織的一員。

她被捕後，辯護律師主張她是受到脅迫、被洗腦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跟著這場審判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。不過法院最後仍然判她搶劫罪成立。

這個名詞今天最常出現的地方，已經不是人質事件，而是家暴新聞。它被拿來解釋，為什麼受害者不離開施暴者。問題在於，當我們說一個人「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，等於是在說毛病出在她的腦袋裡，而不是她身處的危險。一個方便的標籤，有時會讓人不再追問：她到底為什麼走不了？

恩馬克後來接受訓練，成為心理治療師。2015 年，她出版了一本書，書名直譯是《我成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》。她在書裡坦承，事件過後，她確實和克拉克交往過一段時間；但她強調，那是金庫門打開之後的事，不是在槍口下發生的。這個名詞跟了她四十多年，好像她做錯了什麼，而在事件將近 50 週年時，她說自己不覺得做錯，甚至為當年的自己感到驕傲。

至於克拉克，出獄後的大半輩子都在越獄、搶劫、走私與坐牢之間度過，2025 年 6 月病逝，享年 78 歲。當年那間銀行，如今是一家飯店，據說還看得到補起來的鑽孔。

一個搶匪、一座金庫、一通打給首相的電話，最後留下的不是破案的故事，而是一個從來沒有人問過人質意見的診斷。那四個人究竟是被搶匪改變了，還是比所有人都更清楚怎樣才能活著出來？